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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华:对秦朝历史的几个误解的澄清 ——读书札记

来源:本站原创发表时间:2019-11-06

  长期以来,人们就对秦朝及其灭亡有着严重片面和错误的认识,认为秦国专门信从法家,推行“严刑峻法”、“不施仁义”,苛刑,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最后夭折短命,二世而亡。这种言论从西汉初期就开始出现,一种贯穿迄今为止的两千多年,而从来不加质疑。就是现代学术对秦朝灭亡的研究成果,也没有跳出这个窠臼。(可以参看林剑鸣著《秦汉史》中对秦朝灭亡的分析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205-206、211页)这种看法是对秦朝历史真相的严重误解,需要澄清。

  秦国统一六国,并非出自狼子野心。真正灭掉关东诸侯的正是关东诸侯自己。春秋以后,关东诸侯逐步走向腐朽,原有的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分封制度,经历长期的发展,其血缘纽带早已松弛,各个诸侯本位利益意识增强,各自为政,相互征伐,致使王室日渐走向衰弱,徒有天下共主的虚名,不再能发挥其维持诸侯之间和谐秩序的枢纽作用。而在诸侯内部,陪臣的势力也日常增强,出现“陪臣执国命”的现象,危及国君的统治。这样,从宏观的整个天下到微观的诸侯内部,都出现了破坏礼乐制度,因私害公,进而破坏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封建制度的现象。尤其是西周时期最初分封的“老牌”诸侯,诸如鲁、齐、郑、晋,率先出现危机。它们一面是竞相争霸,相互征伐兼并,一面是国内公室被陪臣削弱和瓜分。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因为周公卓越的功勋和德行,当初分封时,直接继承了西周的礼乐制度,并享有行用天子之礼的特权,号称“周礼尽在鲁也”,诸侯国朝鲁“观礼”每每有之。可实际上,最早破坏周礼的恰恰是鲁国。鲁国早在公元前562年就出现了三家(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史称“三桓专政”)瓜分公室的情况,实际上把鲁国分成三个国家。齐国在公元前480年以后,政权就落于田氏之手,公元前386年,田氏公开取代齐国。公元前403年,晋国分成韩赵魏三个国家。其他诸侯国也相类似,臣弑君、子弑父一类破坏礼法的现象非常普遍。可以说,关东诸侯破坏了西周建立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格局。诸侯之间长期的征伐和兼并,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要结束这种局面的种种尝试。春秋时期的主要方式就是 “争霸”,即大的诸侯国通过争当霸主和会盟,代替周王室来维持几个诸侯国之间的秩序。如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便是典型。可这种方式到了战国时期,就完全失效。各国都纷纷 “争雄”,由一国统一其他国家来结束长期的纷争已经成为现实的共识。因为关东诸侯已经腐朽透顶,走向穷途末路,所以,这个统一的任务自然要由秦国来最终完成。秦朝面对诸侯各自为政、相互攻伐的局面,奋然采取有效的行动。

  秦国本是西陲之国,西周平王东迁时,赐秦襄公以岐西之地,始封秦为诸侯,并许诺“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因此,秦国成为诸侯较晚,与东方诸侯相比,缺少历史和文化的积淀。相对于关东诸国,秦国属于蛮夷地区;与中原文化相比,它的文化相对落后。但是,秦国受封之后,由于周平王西迁,尽弃丰镐故地,致使秦人占有西周故地和人口,有很好的机会和条件继承西周的文化。实际上,秦人确实接受了西周文化的熏陶,有西周的遗风,质朴务实,刻苦耐劳,同时,又缺少关东六国在文化和制度上那种腐朽衰败的负面包袱。在此基础上,秦国用心经营,逐渐称霸西戎,走向强盛,与关东诸侯势力相当。

  秦国在西周的文化和遗民的影响下,文化不断走向进步。秦国接受法家人物的变革思想,也是反思西周以后现实危机而采取的重要决断。因为在法家人物看来,基于宗法制度之上的封建制度是造成现实危机的主要原因,而巩固王权是维系诸侯国的关键,在此基础上,积极耕战,才能真正实现国富民强。法家固然重视法治,但并不排斥和拒绝文治或儒家等,而是主张适时地推行有效的统治策略,维护公室权力,积极改革,富国强民。从吕不韦组织宾客于秦始皇八年(前239)写就的《吕氏春秋》就可以看出,秦国当时注重对各种学说的综合,儒墨道法等无一不有。以当时吕不韦的宰相地位,这些思想不贯彻于秦国实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中,完全违背情理。所以,秦朝与汉朝乃至后来的朝代,在思想文化上并非对立。“汉承秦制”就是历史的事实。法家与儒家并非水火不容,它们最初同属子学(私学),来自上古的王官之学,是中国上古政治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主张并非对立,而是侧重不同。儒家为解决时弊而提出的学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得迂腐片面,缺少可行性。比如,对于孔子提倡的“天下有道,礼乐征发自天子出”,法家不仅同样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且还能提出比儒家更有效的实现措施,而儒家则只能流于空谈,即使如后来孟子提出的“仁政”的实现方式,也完全脱离实际。秦国后来依照法家人物实行的变法,其积极效果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至于后来秦国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国家,更是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从战国后期看,儒家也有认同法家的倾向,从孟子到荀子,从荀子到韩非和李斯,可以明显看到,法逐渐从礼中剥离出来,成为重要的治世方法。因此,我们不必夸家和儒家的对立,更不能用这种夸大的学术对立来裁割秦国的政治、文化,以为秦国只一味依循法家来进行政治、文化建设,而排斥其他学派,否则,就会闹出笑话。实际上,秦国在自身的建设上,也是灵活应用各种文化学术资源,决非一味排斥儒学。

  秦朝时期决不是儒学发展的中断时期。相反,儒学得到了重要发展,成为秦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朝征用、礼遇经生和儒士。“秦始皇曾经征聘学者七十余人,授以博士之官,又召集两千多文学方术之士置于博士领导之下,谓之诸生。” (注释:李景明《中国儒学史》(秦汉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第11-31页。)这些博士来自法家、儒家、阴阳家等。如伏生、叔孙通、羊子等。就连那次引发“焚书”的淳于越与周青臣之间的著名争论,也发生在秦始皇宴请博士的宴会上。“不论是秦始皇还是秦二世,都经常使博士、诸生参与政事,在未形成决策之前,允许各家博士、诸生发表自己的见解。”而号称儒家经典的上古文献的残余——“六经”,也是在秦朝最后整理完成。即使后来发生了“焚书”“坑儒”,秦朝也没有废除博士制度。如果说,经过秦朝的“焚书”“坑儒”(前213年、前214年)到西汉建立(前202年),只有十年多的短短时间里,儒学就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那根本就是一个历史谎言。

  分封制度的危害,经过春秋战国五百余年的动荡,已经昭然若揭。秦国在商鞅变法时,已经明确认识到分封制度是造成天下分裂、诸侯相争的根本原因,所以,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首先在国内废除分封制,广泛地建立县制。这种制度,在秦国实现统一之后,推向整个新帝国。其次,作为封建制的附庸,即贵族制或贵族特权制,也受到削弱和废除,用奖励军功来代替贵族世袭制度。原有的土地制度――井田制,作为封建制度的重要附属制度,也是变法的重要内容,即用爰田制代替井田制。最后一个就是加强中央集权。这些变法,克服了关东诸侯被家臣专政或分裂的危机,促成了秦国内部的一体化,增强了秦国的战斗力。

  秦国的治理在当时最好,政治清明,行政高效,人民安居乐业,勤恳耕战。荀子于秦昭王四十四年(前266年)到秦国,看到的是一片清明、繁荣、和平的景象:“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荀子·强国篇》)

  应该说,荀子的印象非常客观。正因如此,秦国后来才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吞并六国,实现统一。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一味严刑峻法、倒行逆施的诸侯国会爆发出后来扫荡六合的惊天伟力!科目一模拟考试2019最新版。可以说,孔子的实现天下统一的理想最后通过秦国得到了真正的实现。

  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相继灭掉六国。这十年间,其军事行动可谓频繁,国力消耗可谓急剧。而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从事这样艰巨的任务,且不说国内的组织、动员、生产、军事活动异常繁重紧张,就是治理征服过来的六国故地和遗民也异常繁重和紧张。

  秦国实现统一以后,土地、人口在短期内增加了好几倍。而亡国的六国遗民尤其是六国贵族,对秦朝充满了仇恨,时时都在策划反叛行动,推翻秦朝的统治。现实迫使秦国不容喘息,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巩固政权,整合、统治和管理好新拓展的疆域和人民。因此,可以说,秦国从吞并六国到实现统一,再到巩固统一,诸事急迫仓促,矛盾和隐患丛生,其间峻急严苛本属在所难免。诸如迁徙豪右到咸阳,修建通向六国的交通干线——驰道,统一文字、度量衡等等,确立新帝国的内部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些措施很多都非常有效,也是历史上的首创。另外,面对匈奴的侵扰,秦始皇派蒙恬和公子扶苏北修长城,防止北方匈奴的入侵,也是当时的迫切任务。还有扩建都城,建筑阿房宫、秦始皇陵等等,也是为了提高新帝国的威严。人们可能对扩建咸阳城、秦始皇陵对统一帝国的重要性有些困惑,觉得匪夷所思,认为是劳民伤财、奢侈腐化的行为。其实,我们只要稍加思考,就可以明白:扩建新国都是为了显示新的中央的权威,修建秦始皇陵也是如此,除外,就是秦始皇已经年龄很大,需要为自己的身后事及早做好准备,这背后则有宗教、文化上的原因。

  可秦国即使采取了很多巩固政权、加强统一的措施,仍无法有效解决新帝国的矛盾。相反,它的很多措施反而加重甚至激化了潜在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新帝国百废待兴,庞大的统一计划摊子太大,过于消耗人力、物力和财力。而推动这些计划的统治和管理方法又无法不峻急严苛,与新帝国民众渴望休养生息的要求发生激烈的矛盾,增加了统一帝国内部人们的怨愤情绪。

  二是六国的残余势力非常强大,仇恨情绪非常重。秦国灭掉六国,同时就成了六国残余势力的公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不仅反映了楚人对秦人的仇恨,也是六国残余势力共同的心声。这就注定,秦国如果不能在统一之后尽快消除六国的残余势力,不平息六国的仇恨,那它就始终处在危险之中。这是秦国在统一六国之后不敢松懈的主要原因。

  亡国之恨,使他们在新的条件下真正聚合起来。过去,七国各自为政,从各自利益考虑,进行合纵或连横的外交策略,关东六国之间并不团结。可秦国实现统一之后,六国残余势力在利益上则完全一致起来,这就是亡国灭族的遗恨和复仇复国的要求。这种遗恨和要求成为秦朝潜在的威胁,加重了秦朝初期的紧张气氛。我们从后来陈胜首义后天下群起响应、六国贵族纷纷称王的情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六国企图复国的潜伏力量有多么巨大,而响应的遗民有多么众多!这决不是秦朝所谓的短期造成的,而是亡国的长时隐痛造成的。可以说,六国的遗恨促成了新的统一战线和联盟,与秦国实现统一前相比,这种力量变得更加强大。(对此,张荫麟在《中国史纲》中的分析很有道理)

  对于六国残余的仇恨和敌对的情绪和力量,秦朝是该强化消除仇恨和弥合矛盾的工作。否则,这种丛生的隐患会顽强地存在,而任其蔓延发展下去,就会酿成大祸。可从实际的情形看,秦国实现统一后的主要举措,也都在解决这些矛盾,可从实际效果看,仍偏离这个重心问题。如此看来,秦国扮演的历史角色,注定是一个短命速亡的过渡性朝代。秦朝不灭亡,六国的遗恨也永远消除不掉。因此,秦国统一六国之后,似乎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要以灭亡的方式谢罪天下,平息天下的冤情和矛盾。

  客观地看,经过秦末的五年战争,推翻了秦朝的统治,六国残留的贵族势力被彻底消灭,六国遗民对秦朝的仇恨,也因为秦的灭亡而消失。同时,经过这场战争,六国残留的贵族势力也被彻底消灭,这是对刚刚形成的统一国家的内部再次进行深入的肃清和整合。而新兴的西汉统治群体来自民间,具有中立的特点,容易获得六国遗民的普遍接受和认同。新兴的西汉王朝因此而真正获得了凝聚力和向心力,把统一的国家真正抟成一体。这些好像是历史的偶然,其实是历史的必然。

  对秦朝的批判从秦国统一之时起已经出现,其根源主要是关东各国的王国遗恨,以及东方学术对秦政的否定。这种批判表现在秦朝灭亡的原因上,就是对秦朝的的夸大。这是一支庞大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舆论,也深深影响了汉朝初期对秦国的认识。

  汉朝初期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时,普遍认为是秦朝灭亡的原因。贾谊(前200-前168)的《过秦论》最为典型,它这样分析秦朝的灭亡:“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更是巨大。这种解释,一方面出自对历史本身的无知或狭隘认识;一方面有策略上的积极考虑,即希望新兴的朝代能够推行文治、仁政。

  前面说过,秦国的灭亡,决非如贾谊之流所谓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而是成事仓促峻急,摊子太大,内耗太重,树敌太多,来不及整顿,矛盾一经触发,新仇旧恨便一起爆发出来,促使秦国迅疾崩溃。

  可以假设,秦国在统一之后,如果实行所谓的“仁义”之政,与民休息,六国遗民根本就不会领情,相反,倒会加速六国遗民的反抗。这也可以从现代中外革命成功,建立新政权后积极进行巩固政权的各种措施中得到证明。

  其实,说秦国不“仁义”,都是六国遗民和汉朝统治者对秦国的妖魔化诋毁。东方六国都是虎狼之心,丝毫也不亚于秦国。前面说过,追根溯源,正是关东诸侯毁掉了西周确立的天下格局,而长期不熄的征伐和兼并,已经预示了最终的结果,那就是秩序的重新确立,而从历史经验看,这种秩序的重新确立,则主要靠政治的统一。既然关东各国已经腐朽透顶,这个任务必然由秦国来完成。单单认为秦朝亡于“严刑峻法”和“仁义不施”,是出于贬秦扬汉的政治需要,而不是对历史经验的真实揭示。后接的朝代总要贬损前朝,这也是惯常的策略,因为它是新朝在政治舆论和思想文化上自我辩护的重要方式,把前朝妖魔化,正好反衬出新朝的正义。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东方学术的抬头。随着秦朝的灭亡,秦国的思想文化也相继受到否定,而东方诸儒尤其是齐鲁之地的儒生,汲汲于以东方齐鲁之学代替西方秦国官学,从而开辟出一条干禄之途。齐鲁之学认为秦朝亡于,也是在政治上进行学术竞争的一种策略,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六国遗民尤其是齐鲁遗民对秦国的怨恨和诋毁。随着齐鲁之学在竞争中获胜,变成官学,秦朝就背上秦“”的黑锅,成为历朝提倡文治、德治的反面样本,罪孽如同桀夏纣商一样深重。

  这些歪曲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后世对秦朝政治和文化真相的掩盖,致使后世对秦朝统治的真相始终认识不清。新朝的统治者来自民间,对以往的历史文化本身就懵懂无知,而到了武帝时期,又经历了70多年的隔绝,就连当时的司马迁对此都迷惑不清,可见当时的歪曲到了何等乱真的程度。

  近人解释秦朝灭亡的原因,也主要是“仁义不施”和“严刑峻法”两种,这都是对古人观点的人云亦云的沿袭。

  人们过高估计了秦朝“焚书”“坑儒”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危害。古代文献并非因秦朝的燔书而几近灭绝。在始皇焚书之前,中国古代文献已经毁灭殆尽。至少从春秋初期已经开始毁坏中国上古文献,历经战国而无休无止。诸侯之间的争战就是毁坏文献的主要原因。同时,诸侯内部为了放弃自己对王室的义务,也自动销毁图书。《孟子·万章下》中记载“北宫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经过这段时期,中国上古文献已经毁坏无几。这样,才同时有战国时期通过“曰若稽古”式的抢救运动,即很多学者根据自己对古书内容的记忆来追记补写。因此,有的图书虽出自当时之人之手,但要署上原来作者的名字,即古代的圣贤的名字。可这种现象被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古史辨派”错误地称作“伪造古书”,而署上古代圣贤名字的现象反被当作古书作伪的证据,这实在是对当时这场文化抢救运动的真正意图的歪曲。

  造成秦始皇“焚书”的恰恰是诸如淳于越之流的儒生。他们迂腐无知,脱离当时天下尚定、百废待兴、制度创新的形势,以古非今,求全要求现实,与整个社会迫切渴望安定的现实要求发生严重的错位。同时,他们又受当时新兴功臣阶层的鼓惑和怂恿,以“师古”的名义,主张推行分封制度,这样,那些新朝功臣就能裂土称王,重演春秋战国那种相互征伐的动荡局面。这与秦朝认为封建制度是造成春秋战国动荡局面的根本原因,从而提倡加强集权制的认识完全背离,从而酿成了“焚书”之祸(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

  后世对“焚书”、“坑儒”的评价夸大失实。秦朝的焚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不是主要的部分。秦朝当时明令:“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朝的“焚书”主要是焚烧民间私书和六国史记,其现实目的是防止民间议论时弊,六国遗民怀恋故国。而对于秦记、博士官所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则加以保存,藏于秘府。

  秦末战争,刘邦先“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戹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后来项羽来到咸阳,“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 据说,项羽一把大火,烧了咸阳宫三个月才熄灭,这把火究竟烧掉了多少文化典籍,恐怕已无法估价了。

  我认为,上古文化典籍在秦统一六国时,已经毁灭殆尽了。这还有一个证明,战国晚期,在中国的东西方,出现了两大学术中心,这就是西方以秦国吕不韦为首的“咸阳派”和东方以齐国首都临淄为中心的稷下学宫派。双方都聚集了数量庞大的学术队伍。可我们从他们留下的学术著述中,看不到他们对上古文化的研究、引述和总结。最多只是后来成为“六经”的几部文献,而这些文献作为上古文献的残留,也只是沧海一粟,何况其中还有非上古的文献夹杂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见于《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完成于秦始皇八年(前239年)由秦国丞相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写成,成书于秦国统一六国和焚书之前。而且,秦国占有西周的故地,应该保留西周大量的文献乃至上古文献,可我们从《吕氏春秋》中只能依稀看到上古文献的影子,主要则是整合诸子百家的企图。这就说明在当时,古代文献不待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就已经毁坏散佚。(当时,战国还有著名的“四君子”: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四君子各自养了很多门客,其中很多就是学者。这大概是战国时期东西两大学术中心的辅助。可从他们关于古代学术的转述中,也都是重于子学,而很少论及古代文献。

  再从秦朝后来传下的图书看,百家之书流传下来得非常多,而上古文献之“诗、书”则寥寥无几,这是为什么?这只能再次说明,上古文献在秦朝推行焚书令前已经被长期的战乱毁灭殆尽,否则,就会和百家之书一样多地流传下来。

  “坑儒”(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的原因与“焚书”基本一样。一批名为儒生的方士(术士)投机钻营,以知晓长生不老之术蒙骗秦始皇,谋求富贵,后来被揭穿,受到“坑儒”的惩罚。在“坑儒”时,秦始皇有过这样一段话:“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终〕去不报,徐福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以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语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可以看作是对“坑儒”原因的说明。

  “坑儒”的惩罚方式自然不好,可在战国时期那种残酷杀伐的风气里,也实属正常。列国长期相互征发,杀人盈野。一个长平之战,秦国就坑杀了赵国40多万的俘虏。而一场“坑儒”,只是杀了460名方士,要说这460名“卢生”之流的方士正好就是当时文化的精英,是传承上古文化的主要载体,那只会贻笑大方!与长平之战坑杀俘虏相比,“坑儒”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可后世却没有“坑民”、“坑俘”的频繁声讨,这只能说明:“坑儒”是被后人尤其是儒家过分歪曲和放大,与“焚书”一起,被戴上戕害文化的严重罪名。(其中细节,此处不作详言,笔者另有专文论述)

  因此,西汉初期,经过民间多方搜求,能够找到的中国上古文献实在稀少,而其中被奉为“六经”的书中,真正属于古代文献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保留下来的上古文献,实在是劫灰之余。司马迁写《史记》时,可依赖的文献更是稀少,这大概是他四处寻访,探听民间遗闻作为辅助材料的主要原因。而上古历史的影子,其实主要保存在战国诸子的书中,虽然零散并相互之间有抵牾,可毕竟是各家努力贡献自己记忆的成果。因此,慎重对待和梳理诸子著作中的古史记载,是探求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西汉的出现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变局,在此以前,中国的历史长期是贵族统治。秦国实现统一消灭了周王室和六国诸侯,只留下秦国贵族。而秦末战争,又把秦国贵族和残留的六国贵族荡涤干净。

  西汉统治群体大多来自平民阶层,这在中国历史中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因为以前的中国历史长期以来都是贵族统治的历史,所以,西汉统治阶层对自己获得统治地位的事实充满了困惑,这也是西汉初期思想文化中急切需要解答的主要问题,诸如上天授命天人之际的问题,以及宗教般的敬畏情绪和迷信思想等等,于是才相继出现了文化复古、谶纬等现象。

  因为西汉的统治群体绝大部分来自民间,自然就带来了属于这个阶层的思想文化。一方面,他们身上有着质朴的品质,了解民生疾苦,加上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动荡,这些成就了他们在西汉初期推行修养生息的政策。其次,他们有着复古的要求,但对传统的文化又一无所知,所以,统治一旦稳定之后,他们就推行复古更化的运动。也因为对传统文化的无知,他们在复古更化的运动中,把从民间发现的古代文献与齐鲁之地的私学混而为一,看成是古代的官学,加以表彰和弘扬,这就是非常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运动,它对中国后来的官学体系的改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后,是这个阶层的蒙昧和迷信,因此,汉学在对天人之际、天命的探讨中,都沾染上迷信、神秘的色彩,诸如谶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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